七月盛夏，贵州应届师范生李萌接到一通冰冷电话。四个月前她历经层层选拔，与某私立中学签订就业协议；六月完成跟岗实习；七月却被通知“招生不足，岗位取消”。精心准备的教案还留在办公桌抽屉里，入职通道却在毕业季骤然关闭。

李萌的遭遇正成为民办教育界的缩影。社交媒体上，大量新聘教师控诉临近入职突遭变卦：有的被要求“无限期待岗”，有的勉强入职却无课可上，每月领着不足法定最低工资的千元补助。当毕业生依据协议索赔时，校方总以“未建立劳动关系”搪塞。

法律视角揭穿了这种托词。劳动法专家明确指出：李萌参与跟岗实习期间，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。即便未实际到岗，学校单方面变更合同核心条款（如延期入职、大幅降薪）同样构成违约。更不必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酬，本身就是违法操作。

民办校将责任推给招生寒冬。数据显示：今年广州37所民办高中招生完成率不足50%，个别学校仅录得个位数学生。更严峻的是，民办教育萎缩已成长期趋势，广州民办小学学位六年缩减40%，初中报名人数断崖式下跌。

“招生困难并非突发意外。”教育行业观察者强调，“民办校在制定招聘计划时，本应预见持续多年的生源滑坡。”把决策失误的代价转嫁给毕业生，既失商业诚信更悖法律精神。这些年轻人付出的机会成本：放弃其他岗位、错过求职黄金期，需要得到合理补偿。

从热忱签约到粗暴毁约，暴露部分民办校责任感的缺失。毕业生维权固然重要，但个体抗争成本高昂。教育主管部门需建立预警机制：要求学校提交风险押金、公开违约记录、将招聘合规性与办学资质挂钩。唯有让任性毁约者付出实质代价，才能避免年轻人在职业起点就栽进诚信陷阱。